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史方面的运用，可以说由来已久。比较研究方法在考古学领域内，亦大有用武之地。
中国和外国的考古学有着各自的渊源。现代考古学在欧洲形成，是在19世纪前期，其前身是所谓古物学（antiquarianism）。中国的考古学则是在20世纪前期现代考古学传入后建立的，它的基础乃是传统的金石学。
要把中外考古学真正沟通起来，必须对古代各地区、各国家的文化作通盘的观察，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为背景，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。这样，就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同异，揭示一些文化间交流影响的关系，并对各个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当的估计，这正是比较考古学设想达到的目的。
比较研究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。事实上，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考古学时，都应用过比较研究的方法，尤其是就某种文物作具体比较的情形较多。比较研究适用的范围极广，只要是两种以上的文化，不管是对文化的整体，还是对文化中的某项因素，都可以进行比较。可以对照中国与外国的文化，也可以对照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。我觉得，在中国考古学范围内展开比较研究，不妨分为下列五个层次：
第一个层次，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。
中原的考古文化，并不是只有单线的发展。这方面的认识，在古代史的研究者间已有先驱。比如傅斯年的《夷夏东西说》，就主张三代（夏、商、周）及近于三代之前期，大体上有东西不同两个系统。
现在我们知道，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是相当复杂的，如果简单划为两系，未必能反映实际。古代这一地区的人民究竟应如何划分，很值得通过比较研究去考察。即使是在秦统一以后，一些文物之间的文化联系，也应当通过比较来探索研究。
第二个层次，是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。
这里说的“边远”，即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。中国从来是多民族、多区域的统一体，研究历史文化不能脱离这一前提，但是以往很长一段时间，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进行不多，对当地的文化面貌了解有限。这种情况，在近年已有根本的改变。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，数量已经超过4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，其密集和广泛，更是前人难于想象的。过去学者多认为商文化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，如今看来，这种文化的影响范围要广大得多。以商代青铜器的出土而论，北到内蒙，东到山东，西到陕西和甘肃一带，南到广西，其器物均有商文化的特点，表明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。
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影响，是双向的。在中原以外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来自边远的文化因素。比较双方的异同，使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。
第三个层次，是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。
由于地理的接近，人民的往来，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，自当推中国周围的国家地区。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过探讨，例如以中国北方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与西伯利亚的文化比较，以中国南方发现的靴形?、铜鼓与东南亚的文化比较。再如中国与日本间的文化交流，两国学者长期以来从考古学方面加以研究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课题。这一类实例，可谓不胜枚举。
第四个层次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。
太平洋的周围，有亚洲的东部，有美洲，也有大洋洲。地理大发现以后，位处旧大陆的太平洋沿岸的东亚、东南亚，与遥远的美洲等地古代有否往来，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。特别是中国，古代有悠久灿烂的文明，其影响曾否远越重洋，引起学者许多推测。章太炎先生曾作过推测。随后有类似想法的论作颇多，外国也有持这种意见的。无论将来能不能证实往来关系的存在，对环太平洋各地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是有益的。
第五个层次，是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。
这里说的，是指古代独立形成的各个文明。通过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对照分析，去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。
在这种比较研究上，应该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。不同地区、不同文化的人们，在历史前进到类似阶段时，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艺和美术的创造，不可把这种现象一律视为传播的结果，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。同时又必须承认，古代人民的活动范围每每胜过今人的想象，文化因素的传播会通过若干环节，达到很遥远的地方。这里要求实事求是，也就是真正科学的态度。
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方面去理解。不同文化的类似因素可供对照比较，同一文化里的不同因素也可供参照研究。有意地利用这种方法，将会使考古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。如果这种方法能为多数学者接受运用，有可能成立新的学科分支，即比较考古学。（本报有删节，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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